早上7点像往常一样开始了;通宵医生一边揉着她充血的眼睛,在眼睛下面涂睫毛膏,一边威胁要辞职。她一边沉重地叹着气,一边列出了转诊到我这里的病人名单,最后一个是曼德尔先生。
“他八十多岁了,”她解释说,“需要临终关怀。癌症转移。从家里来的因为家里吗啡用完了而且他很痛苦。不管怎样,他现在已经快死了,所以他们真的不想把他放回车里送他回家。”说完,她往嘴里塞了一把干麦片,拖着脚走了出去。
我把听诊器挂在肩膀上,开始在每一个新获得的项目上转圈。当我拉开曼德尔先生房间的窗帘时,他的女儿畏缩了一下,她的眼睛直盯着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动物。她坐在查尔斯担架旁边的一张折叠椅上,紧紧抓住扶手,试图用她仅剩的力气保持身体直立。
房间里充满了嘈杂的声音: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头顶上荧光灯的嗡嗡声。静脉泵嗡嗡作响。生命体征监测器以不可预测的模式、音调和音量不停地发出嘟嘟声。
“早上好。”我轻声地说,对自己荒唐的玩笑感到有点畏缩。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低头看着曼德尔先生。他闪亮的头皮上几缕白发枯萎了。他的皮肤发着半透明的光,像纸一样薄,遮住了下面的紫色血管。在一张薄薄的白床单下面,我可以看到他的骨架腿非常细,在枕头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个凹痕。半闭的眼睑露出一双锐利的蓝眼睛,鹰钩的罗马鼻梁突出在宽阔的嘴巴上。他断断续续地、出乎意料地吸着气,发出一种被称为“死亡的嘎嘎声”的低沉的咯咯声:这是濒死者的病态旋律,是离去者的赞美诗,向守夜者发出信号:末日即将来临。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用听诊器听着他的心跳。经典的“lub-dub”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的鼓点。
“他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他的女儿结结巴巴地说。“他只是不停地呻吟。我想他可能是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时他看起来很平静,有时他看起来很害怕。这些机器太吵了。每次他睡着,他们就把他吵醒。哔哔声停不下来。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瞥了一眼屏幕,立刻理解了那些数字。心率:45。呼吸率:40。血压:67/42。我很容易就知道查尔斯·曼德尔将不久于人世。但是,随着重症监护病房的担架取代了家庭病床,数字音调取代了人类喉部发出的噪音,观察者慢慢理解衰竭身体真实情况的能力正在减弱。
呼吸机可以测量心跳和呼吸。静脉泵量化输入和输出。监视器跟踪每一个动作。当血压降低时,设备会发出警报,但什么会在该说再见时提醒家人或朋友呢?喧闹声中隐藏着大自然的暗示:死亡即将来临。医院的噪音不仅分散了访客对最重要事情的注意力,还污染了弥留之人的安宁。
“如果我们把这台机器关掉,你觉得怎么样?”我建议。“嗡嗡声停了下来。我们拿掉他的贴纸,棍子和手铐。为了你们俩,我们把这个房间弄得安静一点。”
她疲惫的脸上顿时松了一口气,嘴角微微一笑。“是的,我认为那样更好。”我小心翼翼地从曼德尔先生的纸皮上扯下贴纸,关掉了机器。
我关上身后的门,旁边的电视机响了起来。我绕过一个正在喝不新鲜咖啡的护士,打开旁边的一台打印机,偷了一张纸,上面用粗体写着:“请安静。”不打扰。”就在我把把我的牌子贴在门上的最后一块胶带粘上时,门慢慢地吱呀一声开了。
“我……我想他走了,”曼德尔的女儿结结巴巴地说。
走了几步,我知道她是对的。几天来,房间里第一次终于安静下来。寂静,寂静得震耳欲聋。
Molly M. Murray是一名医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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