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na Dillon的职业是摄影师。她不喜欢被形容为“专业人士”,但她照片的质量让她配得上这个称号。
但按照唐娜自己的描述,她现在的特点是混乱和惯性。“我一生的工作都被塞在小地方,我相对静止地坐着,看着遗产的前景。我立了一份遗嘱,但这是一种绝望,甚至可能是一种临时的,解决我担忧的办法。不过现在还好。”
我认识唐娜·狄龙的时间至少有三十年了,甚至可以追溯到“唐娜”改称“唐”的时候——她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在那些年里,我知道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以至于她不应该被期望以她现在的水平生活。但不知怎么的,她做到了。
事实上,在她所居住的社区里,到处挂着的照片都是她曾经工作的见证。没有展出的东西都存放在她的小木屋附近。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那个小木屋里。在那个小空间里储存的艺术品的数量可能是已经出售或送人的艺术品的很多倍,而她已经送人了其中的很多。唐娜是独一无二的慷慨。
我第一次见到唐娜时,她叫唐,我一直在说,她住在格林街一家餐厅楼上。
有时候我会在街上遇见唐娜(然后是唐),很难从她身上唤起一丝微弱的微笑。她很沮丧。她的讲话常常让我觉得费力。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她,还记得问候她,她的一个朋友可能会告诉我,她正在克服一场特别严重的抑郁症,躲到餐厅楼上的房间里去了。
我搬走了,和唐娜失去了联系。然而有一天,母亲给我寄来一篇报纸文章,标题是《唐娜·狄龙,获释的囚犯》。
“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她说。
我对自己读到的东西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唐希望成为唐娜,并且真的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使这种改变成为现实。我只记得一个受折磨的灵魂。我想,如果成为一个女人能让他或她摆脱任何可怕的抑郁,那就更好了。
唐娜说:“三十年前,我可能会因此被杀。艺术不是我文化的一部分。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我被期望成为商人、科学家或教师,但从来没有成为艺术家。”
她是爱尔兰移民的孩子。她对我说他们是"社会中坚"我不相信他们还活着当唐娜决定变性的时候。
她一开始是一名专业潜水员,负责回收马达、系泊装置、螺旋桨和其他打捞物。这就是她来到海边的原因。在业余时间,她制作了一个原始的水下相机,并一寸一寸地训练自己如何使用它。大自然开始以她没有预料到或没有计划到的方式通过镜头出现。她说,很快她就迷上了摄影。但即使在这么早的时候,她就对工作以外的东西有兴趣。
“我觉得我属于女孩,把自己看作女孩,并梦想着这样。这些感觉一直被压抑着,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挖掘,我终于看到了光明。当时非常平静,我感到很放松。”
不过,这已经是唐娜生命的晚期了。她五十多岁了。她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摆脱了她在男性身体里感受到的禁锢,她不急于求成。她实际上开始试探性地进行转变,如果需要的话,也允许回到男性性别的可能性。
她去波士顿练习匿名做一个女人。在那里她可以利用城里所有的医疗资源。她做了手术,摄入了激素,通过电解去除不得体的体毛,等等。她花了四年时间才完成这一改变。然后是时候出来,向公众宣布换届的消息了。
唐娜没有成为变性的倡导者。她并不打算推动这一进程。
“我不是那种合群的人,”她在报纸上写道。
但我见到她的时候,虽然不经常见到,她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偶尔通信。在她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提到为县集市种植了一个巨大的获奖南瓜,并获得了1000美元的奖金。她给南瓜取名为“Myrt”。唐娜告诉我,所有的南瓜都来自雌花,因此得名。
“考虑到我的弱点,”她写道,“我得咬牙切齿地度过这个夏天(耕种、除草、堆肥、浇水等)。但我和我的“默特”站在喧闹的人群前,陶醉于这一切。她体重860磅。”
唐娜现在走了;死了,我的意思。她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在麻萨诸塞州的时候,有时会路过她埋葬的墓地。她在退伍军人区。她在美国海军服役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者在朝鲜战争期间。她的坟墓靠近墓地的墙,那里有一个简单的标记,和那里的其他标记一模一样,上面写着她的兵役和服役时间,在标记旁边还有一面小的美国国旗。
雷蒙德·阿伯特是社会工作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排名者和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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